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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2章（第5页）

不知道你清不清楚，裘松龄欧洲结过三次婚，生过两个孩子。

她十八岁时跟着一个大了她十五岁的男人跑到欧洲，诞下一子，后这个孩子归了男方，她拿到一笔钱，继续在法国读书，交了不少男朋友。

第二次结婚是三十岁，跟法国一个有贵族头衔的艺术家在一起，不到一年又离婚，分了对方在巴黎的一栋楼。

第三次是和英国一个画商结的婚，再次诞下一子，这个孩子如今留在伦敦读书，不到五年，再次离婚，分了那个英国人的半个画廊产权，再后来她就回国了。

当然这些都是笼统听来的，中间细节我统统不清楚，但并不影响认识的人流传她的事迹，甚至刻薄地称她为华女常胜将军。

自然，我们已经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，每个人都有往事，你也有过往，若是能和她说得来，互相有个伴，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你心里有数即可。（写到这里，发现我实在不该多嘴）

大哥，在广州如果寂寞，或许可以考虑结婚，甚至再生子。我是姑姑，顾着世基和世明的感受，可更是你的妹妹，希望你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大不如前，你应该更甚，若是能有人可以照顾你，我在外也放心许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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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信，对周长城和万云的冲击来说，不可谓不大，裘阿姨的人生故事竟这样曲折，甚至有些惨烈，独身女人在国外，结了三次婚，又离了三次婚，哪儿是这样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能言明中间苦楚的。

难怪桂老师和裘阿姨能说得到一起去。

看来桂老师也没有听桂裴清的，这些年一直都跟裘阿姨在一起，没有分开过。

“裘阿姨真是个勇敢的人。在外国人的地盘上，还能跟他们争到属于自己的财产。”周长城跟国外客户打过交道，晓得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很难缠的。

万云顿时明白了裘阿姨身上的那种距离感是哪里来的，也明白了为什么裘阿姨不开口留住桂老师，她就是一匹独来独往的狼。

“城哥，还有吗？”万云把这封信折好，眼看着后头都没有信了。

“还有一封。”周长城拿了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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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2月，桂世基来信。

爸爸，

去年底，我和淑薇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到槟城去出席欧阳世叔的葬礼，他是患癌过世的，愿他安息。世明也从美国回来了，这些年世明读书，除了您和我给的钱，欧阳世叔也出了力，所以他特意回来一趟，当然主要是陪伴妈妈。

欧阳世叔财产多，前头子女多，争执也多，妈妈的状态不是太好，葬礼过后，她在槟城再待不下去，我和淑薇将其接回香港长居，她不愿与我们同住，所幸欧阳世叔给她留了一套小房子和若干现金，距离我们家也不太远，我们不时可以去看她。

爸爸，这么说或许有些自私混乱，但我仍期待您能来港，妈妈现在不爱说话，只是一个人长久地待在家，很少下楼，我平日要到处跑生意，淑薇要顾着两个孩子，世明则还是当他那个世界仔，若您能来港与她陪伴，或许她能好一些。

为生计故，不能常伴父母身边，使我惭愧。

妈妈在返港的飞机上和我说，让我成家后，说话做事一定要考虑淑薇和两个孩子，不可擅自妄为，不然长此以往，妻儿定然要离开我。这是我第一回听见妈妈抱怨过去。

爸爸，我说这些话，不是要责怪您原先写的那些抗议信，引发了后头一系列的下放关押之事，过去已经过去，可这些话，一直憋在我心里，我真心不知道要和谁说，即使世明也不会懂当初的恐怖。我们的过去如此复杂，那种伤痛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出口，只能是在我们之间回荡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十五岁，第一次离开广州到内蒙下乡的少年，对着前途一无所知，需要有人替我解惑。

爸爸，人生痕迹真是残忍，留在心上，便一直抹不去。

即使不是为了妈妈，我依旧盼您能港一聚，之仪和之齐的名字是您取的，他们还未当面喊过您一声爷爷。孩子们长大许多，不知不觉我已经抱不住，而自己也成了三十岁的男人了，时间飞逝，空余感叹。

爸爸，不用给我们汇款来，香港一切都好，我有能力养家。

祝身体健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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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桂老师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？”万云不由发问，桂世明上学他出了钱，桂世基养孩子他也要出钱，还能给他们两个留下一万八的国债券，平常看他并不是露财的人。

“我们对桂老师的认知，真是冰山一角。”周长城也同意，把这最后一封信折好放回去。

忽而，周长城又把那封信拿出来看，1990年2月。

“你还记得，当时我们吃完彭双的周岁酒，回来撞见桂老师和裘阿姨吵架的事吗？”周长城想到这件事，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两位长辈也不说。

“记得记得！”万云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眯着眼回想，“桂老师当时好像特别生气，吼了裘阿姨，说什么‘你很不必说这样的话，我不会和她共处一室’。”

“难不成是裘阿姨劝桂老师出去和她团聚？”周长城猜测。

万云本想点头，想想又摇头：“我倒是觉得裘阿姨不会说让桂老师去香港团聚的话，有可能…”她不负责任地猜想，“有可能就是裘阿姨多说两句试探了桂老师的态度，桂老师认为受到了挑战，才开始不耐烦的。”

而中间究竟是什么理由，让两位向来理智的长辈红脸，他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