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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（第4页）

这让方三响微微讶异，以他的经验，这些安排一般要在红会的要求下，地方上才会开始采纳。郭梁沟这里倒都提前安排好了。

妇女主任解释说：“我把镇上几个党员和农会家属都动员起来啦。不过她们能做的，也只是清扫呕吐物，具体咋治可就不知道了。”她和方三响年纪差不多大，短袍短发，嗓门响亮，看起来十分干练。

方三响快步走过去，蹲下身子对病号们做仔细检查。病人普遍腰酸腿痛，四肢发麻，而且脉搏微弱。他们吐出来的黄水，是一种黏稠的液体，散发着淡淡的苦味，应该是胆汁反流掺入胃液。

这个症状，很像是肉毒梭菌感染啊……方三响有了初步判断。这些患者普遍眼睑下垂，这是最典型的特征，因为这种细菌会导致神经末梢麻痹。到了最严重的地步，患者往往死于心衰或呼吸困难。

无论是哪一种疾病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病人脱水，用输液的方式是最好的。方三响经验丰富，在出发前便做了充分的预判，起身后喊了一声：“徐科长。”

徐东赶紧从挎包里取出一大把胶皮管和空心针头。这些在上海当作一次性用品的器材，在延安都是宝贵物资，徐东还细心地给每一根管子和针头都编了号。

方三响吩咐他们迅速煮一大锅水来，按量放入盐和砂糖，调配放凉。他则和老徐及其他几个镇上的干部，用胶皮管、针头和陶罐组成一套简易的输液器。

这已不是辛亥之时，医界对于输液调速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知，胶皮管上都配有莫非氏滴管。方三响在装配时，忍不住怀念起柯师太福医生。那个爱尔兰人发明的那套自动输液器，救了不少人的性命，可惜后续没有继续改进，不然这时可管大用了。

输液器具一共只有十几具，只能先安排脱水症状严重的重病号使用。至于刚刚发病不久的人，方三响则叮嘱护工尽量给予稀粥和清水。

在病人中，不乏年老体衰的患者，他手头没有洋地黄，只好用熬煮的浓茶代替。茶叶里的茶碱可以强心，单宁酸可以止住可能的胃出血，这都是缺乏药品时的权宜之举。

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，方三响几乎每年都要赶往外地救疫，实操经验十分丰富。郭梁沟这种场面，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只见他指挥若定，考虑周详，一条条指令发下去，无不清晰明确，让包括老徐在内的所有人都心悦诚服，连声称“真医学，真医学”。

而方三响自己也很惊讶。要知道，身边这些人不是红会救援队的队友，可执行命令的效率一点不差。他安排下去的事情，没有推诿，没有拖延，几乎立刻能得到响应。这可是少有的经历。

方三响一口气忙到了半夜，才从保健药社走出来。夜里的风比白天要大，一吹起来许久不停，如一头无形的沙兽过境。镇上一片漆黑，家家户户都紧掩着门户。他不得不把嘴唇紧抿住，才能避免被灌进一嘴土腥味。

回到镇公所之后，那几位干部还在等着。方三响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判断：“我认为大概率是肉毒梭菌引起的食物中毒。”

“坏人下毒？”老徐一激灵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。

方三响耐心解释说：“不是下毒，是有一种细菌叫肉毒梭菌。这种细菌毒性很大，如果它沾到了食物上面，然后食物被患者吃入口中，就会引发中毒。”

老徐满是疑惑：“照方医学你这么说，所有患者应该是吃了同样的食物才行吧？但这个吐黄水病，在镇上和几个村里都有发现，最远的村子离镇上得有二十来里地呢。”

他虽没受过防疫学的训练，但洞察力相当敏锐，一眼便看出方三响这个理论的破绽。

农会主席就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一个郭梁沟镇的简易地图，标出所有村子的名称。妇女主任拿来病人名册，和地图一一对照，发现除了郭梁沟镇上，周围六个村子都有病例，彼此相距平均十来里路。

如此分散的病发点，不太可能是吃过同样的食物导致的。

“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环境卫生太差，导致食物大面积污染，所以才会扩散得这么大。”方三响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，他太了解农村的卫生状况了。

不料妇女主任立刻不满道：“我们郭梁沟，可是得过边区卫生模范的！这位同志，没调查你可没有发言权啊！”徐东赶紧过来打圆场：“方医学刚到延安，还不太熟悉，也是按照常理判断。”妇女主任气呼呼地站起身来，一拽方三响的袖子：“走，走，我带你去瞅瞅，哪里有问题，我们好改进！”

方三响被这么强势地一拽，只好顺着她出去。做实地环境调查，本来也是防疫的重要一环。老徐和其他几个干部都熟悉她的脾气，知道劝不住，面面相觑了一阵，也一起跟去。

郭梁沟镇不算大，只有一条大街，两侧多是布铺、粮食铺、骡马店和客栈。此时天光大亮，因为闹吐黄水病，所以各家都紧闭着门户不敢出来。外头依旧大风肆虐，吹得贴在墙壁上的各种标语纸哗啦啦地直响。除了号召抗日的，还有大量“喝生水有害健康”“苍蝇蚊虫是敌害”“早种痘，得幸福”之类的健康宣传语。

妇女主任气呼呼地把方三响拽到一处半砖半夯土的小屋前：“你瞅瞅，这是镇上的公厕！你来体验一下！”方三响拗不过她，只好进去试了一次。这是个人坑分离的旱厕，边角都抹着石灰，就西北来说相当干净了。

他提着裤子出来，注意到这个公厕的位置是在下风口，臭味飘不到镇上，规划可谓颇为合理。

“这样的公厕，在镇上一共有五处，都在下风口。”妇女主任一边说着，又把他拽到旁边不远处的一个夯土围墙边，里面堆了各色垃圾，“这是扔垃圾的地方，定期都有人清理。镇上的人乱扔，是要罚款的。”

接着她又领着他到了一处牲畜活禽的交易集市，这会儿还没开门。妇女主任指着入口处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，让方三响看。那牌子上林林总总写了十多条，规定得颇为详细。诸如砧板和菜刀要定期消毒、生肉要用纱网或纸罩住之类的，连牲畜粪便都要求用布兜兜住，不得随意抛撒。

“方医生，你说说看，我们卫生工作做得如何？”妇女主任瞪大眼睛。方三响表示心悦诚服，这里的卫生改造比之吴淞示范区不遑多让，就落实执行而言，甚至还略有胜出。

“这是镇上，附近村子里呢？”

妇女主任得意道：“为了不把卫生模范这面旗丢给别人，我们每个休息日都组织积极分子做义务劳动。各村互相比，谁要觉得这环境还闹疫病，可真是昧着良心，眼睛瞎了！”

徐东听她说得太尖刻，赶紧咳了一声。方三响倒是丝毫不以为意，防疫工作就是不断提出假设，不断验证，再不断推翻。既然之前猜错了，他又开始思考另一个可能。

也许存在一个病菌携带者，他出于某些原因经过了所有病发者居住的村落，污染了他们的食物。

美国在二十世纪初，曾有一个有名的案例叫作“伤寒玛丽”。有一个叫玛丽的爱尔兰厨娘，自己携带了伤寒沙门菌而不自知，也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。她七年内先后在纽约换了七个厨娘的工作，结果每一个地方都暴发了伤寒疫情。地方卫生局不得不将其拘留，随后在她的胆囊里发现了大量活性伤寒沙门菌。她最终造成了足足五十二例直接传染者，其中七人死亡。

在郭梁沟镇上，也许存在着这么一个“病菌玛丽”，在三天时间内途经了至少六个村子及镇子，把身上的病菌散布给几百人。

这时那位参议员老乡绅颤巍巍地开口道：“这吐黄水病乃是本地痼疾，有如虎狼，凶险莫测。每年三四月份只要风一起，它便要出来噬人，动辄倾家灭户，要过了端午才会消退。像今年这种规模，已经算是小了。”

他说得委婉，可方三响听出来了，这是在提醒自己猜错了。

吐黄水病在这里存在了许多年，有鲜明的季节性。这说明，这个传染源不可能是某个特定的人。更大的可能，是与当地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有关，或是某个依照一定行动模式的团体。

也许不是“伤寒玛丽”，而是“第戎乐队”？方三响脑中闪过另一个典故。

法国巴黎在十九世纪末曾暴发过一场回归热，而且是每年八月暴发，非常准时。卫生部门花了大力气才查明。原来第戎有一个知名乐队，每年去巴黎参加七月十四的巴士底日演出。他们乘坐的马车垫子里，全是携带回归热螺旋体的虱子。